编者按：

  在新中国60年的历程中，艺术界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与祖国共命运。在参与祖国的建设中，他们的艺术获得了自己的成长。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是他们艺术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举国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在博艺版开辟“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化专题报道·艺术人物”栏目，通过对这一代艺术家的访谈，展示他们的艺术成就，寻找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足迹，并从中汲取繁荣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经验和力量。

  ■张杰

  “我长到9岁时，跟着全家迁居异国他乡——朝鲜仁川。日寇的侵略和祖国的涂炭，使我常常怀念我的家乡——山东牟平养马岛中原村。那山，那海，房前的石榴树，学校后边的甜水井，我乘舢板小船进岛出岛……诗情画意般的美景，在我孩提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我国著名画家杨先让先生在其一篇叫做《我是岛里人》的文章里写下的文字。这段情感质朴而浓烈的文字看上去十分简单，却蕴含着杨先让艺术人生的许多秘密。对家乡的情感和审美可谓其艺术精神核心之一，成为贯穿其艺术的一个重要支点，这个支点支撑着他的整个美学艺术体系。

  但如果事情仅止于此，他的精神核心只是停留在对家乡的热爱，而没有把这种朴素的情怀升华的话，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画家。其灵魂的升华得益于他的恩师徐悲鸿，他从他的恩师徐悲鸿身上，学到了爱国主义和对艺术的无限挚爱。家乡、艺术和祖国，成了他艺术人生的三个关键词。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既有生命本能的一面，也有审美的形而上的一面。他以艺术家的眼睛，将家乡、艺术和祖国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

  一把木刻刀的家国往事

  谈到杨先让的艺术，人们总觉得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他对艺术的激情四射，一是他对祖国和现实的无比忠实。这既与他的为人有关，也与他的爱国主义艺术观有关。1952年，杨先让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之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当编辑期间，依靠过硬的木刻版画技术，创作出其人生的第一幅具有写实主义特征的木刻版画《出圈》。不管从艺术手法、社会意识形态，还是从艺术创新上来说，这幅作品都取得了观念上的超越，因而获得1957年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奖。杨先让在木刻版画上为自己找到了艺术突破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其饱满的创作激情，创作出一批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木刻版画艺术精品，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木刻版画艺术家。杨先让当初从事木刻版画艺术创作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祖国现实的需要，因为木刻版画不管创作形式还是从大众普及方面在当时都有着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它易于普及而且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率，现实的呼唤使他毫不犹豫地拿起了刻刀，而且一拿就是几十年，直到他认为这种艺术形式在他那里已经完成了一种现实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为止。

  在杨先让众多优秀的木刻版画作品中，有一幅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品。1977年，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表达自己和全国人民群众所共有的对周总理的怀念，杨先让把自己的艺术灵感与创作激情投入到汹涌澎湃的创作之中，不分日夜，殚精竭虑，一个平易亲切而高大伟岸的形象呈现在木版之下。因与人们心目中的周总理形象暗合，它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共鸣。这幅赶在周总理逝世纪念前创作的作品，在木刻版画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整个画面格局的设置与木刻语言、元素相结合，以象征总理风格的青松、君子兰、阳光、高山为背景，衬以富有中国传统审美色彩的书法与篆刻技术，整体凸显出周总理的精神特征和社会各界对总理的深厚情感。这幅名叫《怀念周总理》的木刻作品问世后，北京出版社以三种尺寸印刷出版，由新华书店面向全国发行，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竟然引起抢购潮，争相购买这幅作品的群众在书店前排起了长队。因担心最后无法满足社会的普遍需要，书店不得不作出限购规定，每人最多只能购买6幅。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将原作作为馆藏作品。

  因为杨先让的版画被认为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感，有人说，杨先让创造了一个木刻版画独有时代特色的时代。近年来，美国休斯敦、费城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先后举办杨先让版画回顾展，其中休斯敦美术馆还破天荒地将他的作品分批展出。

  彩绘作品里的思乡情

  杨先让在版画、油画、国画这三种艺术形式上都有很深的造诣，除了成就很高的版画外，国画简捷、随意而富有诗意的方式便于表达他作为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世界，油画宏大而复杂的形制和理性主义的表达方式适合表达他的理性思考和复杂的情感世界。这些在其国画作品《令箭》、《牡丹》系列作品和油画《费城》、《休斯敦家门前》等作品里都有充分体现。

  杨先让的彩绘作品多创作于退休后身处国外之时，其中隐藏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对故乡与祖国的思念之情，以古典与现代的叠加方式表现出来。他不只创造了一种绘画艺术形式，更创造了一种艺术表达的新难度、新高度，原因之一在于他在这种艺术形式中融入、衍生了很多新的艺术元素、手法和技术，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艺术精神。杨先让在《关于我的彩绘》里说：“在异国他乡，油画、中国画对我并非合适。这样促使我将西画的构图与光色、中国画的笔墨、版画的线条和黑白糅在一起，借中国的纸、笔、墨，画出一种你中有他、他中有我，美国人能接受、中国人尚喜欢的作品，我称之为‘彩绘’。我感觉这是我的优势，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这些表现力十足的作品所展现的与其说是一个艺术家的丰富色彩世界，不如说是他作为艺术家的良知和对祖国的感情在异国他乡的精神酵母下催生出的一种精神精华。它炽热得几乎可以融化整个世界，浓重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却又如此真实而生动，仿佛深藏于岁月深处、经受过陈年风霜的浓香老酒。

  中国民间艺术的旋风

  当别人在风风火火的艺术市场化洪流中争相弄潮时，杨先让却一头扎进又偏又冷、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领域，以致他的老朋友画家黄永玉都说他：“总在人家地里跑，自己的地都荒了。”

  提起关于中国民间美术的话题，杨先让总是感慨万分。他一直觉得中国民间美术是中国艺术之本，有着五千年连续不断的精神传统和艺术形态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国外民间艺术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可惜多年来因不被重视而濒临精神失传，这一严峻形势令他和一些同人揪心。1986年底，经过可以称得上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民间美术系，在当时中国的最高美术学府——中央美术学院诞生了，杨先让时任该系主任。

  在他任民间美术系主任期间，除健全民间美术研究基本学科和人员配置外，杨先让动员妹妹——西安美术学院美术理论教授杨学芹，联合西安作家安琪，经过学习访问交流研究，合著出版《民间美术概论》一书。女儿杨阳则在以后的时间里，成为杨先让田野考察和写作的合作者。从1987年夏开始，经过4年时间，杨先让利用寒暑假期，带队对黄河地区8个省进行考察，为创建民间美术系的教学积累了大量知识经验，拍摄制作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大河行》，收集了几百件珍贵的民间艺术品，创办了一个供教学用的小型民间艺术陈列室。他还和女儿杨阳一道写出了在中国民间美术史上称为巨著亦不过分的《黄河十四走》，完成民间美术研究的一次重大积累。画家黄永玉先生称《黄河十四走》是“对千秋万代后人有深远益处影响的书。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从1993年起，从中央美术学院退休的杨先让旅居美国，开始了为期16年的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艺术结晶的艺术之旅。他心里有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在美国各地开展各种中国民间艺术讲座，举办展览，撰文宣传。美国媒体称“杨先让在美国刮起了一股宣传中国民间艺术的旋风”。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最能够解读杨先让的艺术行为。当被问及他对自己60年来的艺术创作和各种艺术努力时，他用了一个词：无怨无悔。

  他说他对中国的美术创作寄予厚望，对于眼下让人有些眼花缭乱的美术现状，他同样充满信心，他认为这是美术发展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而中国美术也一定会诞生属于新中国自己的美术大师级人物——而他称自己这一代则只不过是新中国美术事业史上一砖一瓦式的人物。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文化专题报道·艺术人物

  杨先让 1930年生，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全国美协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文化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1955年木刻版画《出圈》获全国青年美术展奖。1996年被中国版画家学会授予“鲁迅版画奖”。2003年被美国政府授予休斯敦大学亚洲艺术部文化奖。2008年获得全美文化教育基金会颁发的终身艺术奖。